今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我们在悲悯人类应对病毒传染灾难还有诸多脆弱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点亮了“黑暗隧道前的一抹曙光”。这些或是在疫情前刊发或是在疫情期间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揭示出一个共同性结论，就是人类要能够应对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更好适应愈加不确定性的世界，更好创造美好的未来，必须依靠科学的智慧、科技的力量，新科技革命一定能够让人类突破重围、涅槃求生。这其中，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无疑是很值得期许，这也是我们定义新生活、开启新时代的重要力量。在此，笔者结合对专家文章的学习，结合疫情形势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和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未来，谈一点零散感想，作为该栏目的收尾。

 一本《数字化生存》打开了什么？

记得还是在1996年，笔者采访刚刚回国创业的张朝阳，那时候他刚刚创办爱特信科技公司，致力于在中国创办一家有影响的互联网公司。访谈中他就笃定地认为互联网对中国崛起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张朝阳创办公司的部分风险投资来自他留美期间的一位老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是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的创办人和专栏作家，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尼葛洛庞帝为国内读者熟悉得益于1996年末海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新著《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张朝阳就作了大力推介。该书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国内翻译出版后也迅速掀起了畅销热潮，先后3次再版，发行近百万册。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解释，人类将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这便是数字化生存。作者当时就预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必将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书中描述：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如，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经济活动走向全面数字化，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将被打上浓重的数字化烙印，人们通过数字政务、数字商务等活动成就着数字化政治和经济；通过网络学习、网聊、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就医等刻画出异样的学习、交往、生活状态。在这种数字化另类空间中，人们深度体验虚拟生存状态，感受网络人际交流的魅力，体会虚拟社区的逼真，尝试新型的情感交流，领略网络语言的千姿百态……总之，数字化生存方式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与超越。

如果说，20多年前尼葛洛庞帝对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种种描述，让我们感觉还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梦想式“漫游”，但今天其所有的设想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如果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看成是中国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启蒙书，那么，像张朝阳等一批互联网世界的科技创业家较早地将互联网引入国内，张朝阳后来创办搜狐，王志东创办新浪，丁磊创办网易等，培植起中国互联网事业迅猛发展的土壤，这批科技新锐也成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拓荒者、书写者、实践者。20多年过去了，经过2000年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洗礼，更多的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探路者风起云涌、承前启后、迭代创新，特别是2014年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阿里、腾讯、京东、美团等新经济公司新经济业态以全新面貌成为行业翘楚，继续引领中国的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阔步向前。由此说，数字化生存，开启的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打开了人类走进未来的通道。

疫情“大流行”凸显数字化生存的新价值

尼葛洛庞帝作为一位优秀的未来学家，在《数字化生存》中有一句经典的话，“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创造出来”。在“未来已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切身领悟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这一延伸到未来的创新变革，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于我们的思考方式。该栏目的许多文章也都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改变”。

比如，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在《用好数字科技建设数字中国》中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互联网开始了大规模商用进程，国民经济进入到以互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阶段。通过互联网实现了高效连接，信息交互、业务协同的规模得到空前拓展，空间上的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沟通和协作的障碍，中国经济社会开启了在信息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数字科技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帮助个人和企业两端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手段，全方位、全视角展现事物的演化历史和当前状态，归纳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预测事物的未来状态，从而为决策提供最佳选项。”

国务院参事姚景源在《数字科技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中说，“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核心技术已经活跃在我国产业赋能的各个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意在通过语言和图像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延展人类智能，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用户身份、预测用户行为和替代真人参与。云计算可以帮助企业整合信息系统、消除数据孤岛、快速部署和上线开发需求，增强获客、运营与风控创新能力，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工信部陈肇雄副部长在《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引擎》中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跨越发展的时代机遇、是构筑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是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是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引擎。”据统计，从2012年至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2万亿元增长到31.3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从20.8%扩大到34.8%，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一次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我们安宁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但疫情期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形态呈现爆发式增长，引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变革，表现出强大生命力，也成为对冲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将为我国新一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重大机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研究员在《数字经济新业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记述：“网络办公成为疫情期间主要工作模式，在线教育规模迅猛增长，在线问诊成为重要的诊治手段，网络视频会议成为新的办公时尚，网络购物态势强劲，数字学习和数字娱乐快速增长，社交媒体成为防治疫情的主要宣传媒介……”

当然，疫情“大流行”将如何改变人类的未来生活，“非接触经济”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化经济运行模式，我们现在还无法回答，但窘困的现实是如此鲜明地凸显了数字化生存的新价值，这一生存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已经到来的数字经济社会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必须面对、必须适应，最根本的是需要改变。

数字化生存能否引领我们走向“诗和远方”

音乐人高晓松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论其是怎样的心灵鸡汤，正在走向未来的年轻一代人希冀的是能够拥有一种平静美好的未来生活，这并不是奢望，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巨大落差。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一定创造的就是美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就指出，新冠病毒危机过后的世界将“大为不同”，我们会面对一个伴随着风险的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他警告说，“未来将比过去数字化程度高很多，这将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网络空间所有活动的发展，其中的一种风险，就是这种疾病会催生社会控制机制，这种未来图景已经开始形成”。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快制定规则和监管机制，避免社会控制机制被滥用。

陈肇雄副部长在栏目撰文中就指出，互联网立法要取得重大进展，信息安全立法要加快推进，要坚决打击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字化治理能力要显著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微在撰文中提出，要建立健全监管标准体系，加强互联网领域安全生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标准的制定和普及推广；要强化信用约束，科学合理界定平台主体责任，依法惩处网络欺诈、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泄露和滥用用户信息等行为。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陈生强在栏目文章中也表示，数字科技的归宿是为人与产业创造价值，最终实现人与产业的共生长，让科技创造美好未来的愿景成为现实。数字化生存就是要“以科技为美，为价值而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赋予新的战略内涵，数据并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同的生产要素，这为中国数字科技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任何时代的技术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就束缚了手脚，正如英国学者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中写到的：“对人类来说最危险最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是为恐惧而关掉创新的出水口。”“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可人类这一种群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如果相信人类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和乐观，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就可以把我们引向“诗和远方”。